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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性的歷史唯物主義解讀歷史

《甘孜日報》    2016年05月09日

 ——讀黃仁宇系列專著隨筆
    ■王朝書
    興亡誰人定
    “興亡誰人定,盛衰皆無憑。”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明神宗朱翊鈞在位,大明朝經(jīng)歷了嘉靖年間的戚繼光抗日,打敗倭寇,樹了國威,外表光鮮。萬歷年間,明神宗繼續(xù)抗日。萬歷二十年、二十五年,明朝軍隊在朝鮮徹底打敗日本軍隊,明神宗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諸侯有國)。外看,日本已臣服于中國。中國,來自海外的威脅已解除。中國只需處理好與周邊游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的關(guān)系,即可江山永固。然而,誰人知,中華民族最大的對手,已在蘊育之中,且非周邊游牧民族,而來自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海外。終至清末,海外的堅船利炮造成了中國百年的民不聊生、國破家亡。
    興亡誰人定?興亡有人定嗎?興亡可以定嗎?對一個生于亂世,經(jīng)歷了滇緬遠征,經(jīng)歷了國共內(nèi)戰(zhàn)的軍人來說,太渴望興亡可以定,天下可以安。
    然而,興亡如何定?以人的力量可以定興亡嗎?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命運始終在朝代的更替中輪回,是否有一條輪回之外的路留給中華民族?黃仁宇先生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之大無畏精神,通五千年歷史,鉤沉史海,辟一條以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道路,辟一條興亡可以定的道路。
    黃仁宇先生的研究基礎(chǔ)是,歷史唯物主義。對于歷史,唐太宗“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代表了中國人的態(tài)度。歷史對于中國人,最大的意義在于一面鏡子。怎樣解讀歷史,由鏡外人決定。因此,鏡子里映照出的也許是哈哈鏡的效果。在中國人的視野里,歷史沒有規(guī)律,歷史沒有法則,歷史沒有客觀。對于歷史,僅有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歷史是有變化規(guī)律的,在司馬遷的眼里。司馬遷用畢生之力,意圖尋找古今之變之路。然而,因時代的局限,他不能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除司馬遷之外,歷史都逃脫不了唯心的命運,都逃脫不了“服務(wù)”的命運。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為王朝服務(wù),是歷史的最大功能。宏大的《資治通鑒》,鮮明地體現(xiàn)了其“為尊者正”的出發(fā)點。
    從唯心出發(fā),歷史是一團迷霧。面對過去,面對未來,我們無力把握,只能聽憑天命,因而“盛衰皆無憑”。
    歷史是有跡可循的。近代,在科學的幫助下,歷史在歐洲掀開了唯物的新篇章。馬克思提出“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為歷史學的研究打開了一扇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門。然而,長期以來,受神秘主義以及為統(tǒng)治階級服務(wù)的影響,國人看待歷史,難以擺脫唯心的出發(fā)點。清末后,在堅船利炮的逼迫下,不少仁人志士試圖擺脫輪回的命運,試圖破譯中國歷史的密碼。如梁啟超、黃炎培、柏楊等人。可是,距離中國歷史的真相,他們始終差一步。
    中國歷史的真相是什么?中華文明的未來在哪里?怎樣以真性的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歷史?黃仁宇先生在英國近代生物化學家和科學技術(shù)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的幫助下,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出發(fā)點,以大歷史眼光為鑰匙,打開了中國歷史真相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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