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01月08日
◎禾刀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作為千古名篇，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早就為許多國人所熟記，尤其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更成至理名言，也是千百年來士人的精神坐標。
魯迅文學(xué)獎獲得者夏堅勇近年來繼推出《大運河傳》和《紹興十二年》后，此番以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為時間切片，以慶歷新政為時代背景，通過對社會生活的日常性展示和細節(jié)描畫，“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現(xiàn)場，追逐當事人的心路歷程，官場、人情、政治、權(quán)力，波詭云譎”。
慶歷四年當然不只誕生了一篇《岳陽樓記》。從時間上看，這一年，“自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已經(jīng)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難北宋覆亡還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說，在北宋王朝的歷史上，這一年恰好處在中點上”。這一年，困擾宋仁宗十多年的西夏與北遼的“邊患”終得和解。不過，曾經(jīng)風生水起的慶歷新政因為“外憂”暫時的消除而喪失了動力，改革派被悉數(shù)貶出京城。有道是，東方不亮西方亮。改革的失敗，反倒激發(fā)士人們在文字中尋找抒發(fā)雄心壯志的靈感，居然“成就了中國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參與支持新政而被貶黜的文人士大夫雖然星散四方，卻以他們在文學(xué)上的建樹而星光燦爛”。
夏堅勇以慶歷四年秋季底層官僚蘇舜欽等人的一次尋常聚會為切入點，又以這波人在官場的“灰飛煙滅”為結(jié)局。要說，在兩宋三百多年的歷史中，這起事件根本拎不上臺面。但就是這個小小的引子，不僅回答了慶歷新政的失敗“宿命”，同時也讓人性的陰暗昭然若揭。
相較于歷史帝王的喜怒無常，宋仁宗算得是“宅心仁厚”。他謹遵宋太祖“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xùn)，留下不少善待朝臣乃至侍從的佳話。有人喜歡在“貴”字上做文章，而一手遮天的宋仁宗，卻刻意淡化這個“貴”字。雖貴為天子，他卻是歷史上有名的節(jié)儉皇帝，節(jié)儉二字貫穿了他的衣著、出行還有飲食。當他聽說一枚蛤蜊千錢，“就不肯再吃了”。這些細節(jié)，如小說筆觸豐富細膩，人物個性形象更加鮮活，歷史恍若眼前。
歷史是一個畫板，任何自以為高明的小聰明，都會被一一記錄在案。在本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代文豪歐陽修的連襟、詩才造詣同樣不薄的王拱辰，“借故劾逐王益柔、蘇舜欽以傾范仲淹”，結(jié)果“為公議所薄”，在歷史上落得千古罵名。不過，王拱辰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樣一壞透頂。史書載他曾“數(shù)論事，頗強直”。王拱辰對新政極盡攻訐之能事，并不代表他對新政深惡痛絕，事實上，“就新政而言，王拱辰其實并不反對，但他現(xiàn)在反感搞新政的那一拔人，那一拔人因新政而風頭大勁，擠占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說白了，不是新政不好，而是胸中熊熊燃燒的妒火使然。
忌妒，總是官場的大忌。歷史無法假設(shè)，王拱辰的“成功”除了佐證其人格分裂外，再就是為宋仁宗的騎墻帝王之術(shù)及時輸送了彈藥。其實，改革派與保守派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樣有著“涇渭分明的分野”。在夏堅勇看來，這兩個看似針尖對麥芒的官僚群體“之間的矛盾，有一部分源于人與人之間心理、性格、官場利益的摩擦”。
封建官場就像是人性的考場。士人在這里施展宏圖抱負，自私自利者則努力鉆營，甚至極盡構(gòu)陷之能事。不過，人無圣賢，許多時候，人性也并非非白即黑的二元色彩，更多時候表現(xiàn)出像王拱辰這樣的復(fù)雜性。當所有人的人性在官場同場“競技”時，那些原本被深深隱藏的人性基因，極可能因為外在利益被激活。這些被激活的人性基因究竟是表現(xiàn)出為人稱道的士人精神，還是在妒火中滑向居心叵測的人性深淵，既取決于個人的內(nèi)在修養(yǎng)，更大程度上取決于公開的外在約束機制。
慶歷新政的核心之一便是期望在后一方面發(fā)力，問題是，遭遇到只求茍安的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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