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報 2020年11月11日
◎路來森
《說吧，記憶》，是納博科夫的一部回憶錄，時間跨度三十七年，從一九零三年八月，到一九四零年五月離開歐洲，移居美國。當(dāng)然，中間還零碎地插入了他寫作此書時，當(dāng)時的生活和思想情況，以及他的所思所感。
在書中，納博科夫重點回憶了他的童年、少年、青年生活，還有他的流亡過程，以及寫作情況。與童年相關(guān)，納博科夫回憶的重點，放在了自己身邊的人上，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各種各樣的親屬，還有他的家庭教師和仆人們。與青年相關(guān)，納博科夫重點回憶的，則是他的大學(xué)生活，以及他的初戀，和青春期的騷動。而流亡過程，納巴科夫是把重點放在了他流亡中，與“異國”的不相容，和遭受的屈辱上。他認為：“我們和他們之間，不存在真正的、像在我們自己人中如此廣泛存在的那種極富人情味的交流?！痹诋悋?，流亡者就是“無形的囚徒”，所遭受的是“一種和某些宗教團體看待非婚生子同樣荒唐的非難對待”。
盡管，在《說吧，記憶》中，談“寫作”，不是作者陳述的重點，但納博科夫的重要的寫作觀，已然得到了充分的表達。
他反復(fù)強調(diào)的是“創(chuàng)作自由”、“自由意志”。為此，他對當(dāng)時的“流亡作家”的創(chuàng)作，和蘇維埃制度下的作家創(chuàng)作做了對比，他認為：“單從藝術(shù)和學(xué)術(shù)標準來衡量，流亡作家在真空中創(chuàng)作的作品在今天看來，無論具體的書有什么缺點，似乎要比在同樣年代出現(xiàn)的、由一個父親般的國家提供墨水、煙斗和套頭衫的年輕的蘇維埃作家們所寫的那些毫無獨創(chuàng)性的、少有的偏狹和陳腐的政治意識流的作品更持久，更適合人類的消費。”
這樣大膽的評價，若然放在幾十年前，一定會成為我們批判的對象；但到了今天，我們就不得不承認納博科夫?qū)μK聯(lián)文學(xué)評價的客觀性。
那么，作為一位因蘇維埃革命而流亡在外的作家，納博科夫?qū)μK維埃（紅色政權(quán)）的態(tài)度又是如何呢？
可用一個“恕”字來概括之。換句話說，他對蘇維埃政權(quán)剝奪了他的財產(chǎn)，甚至家庭，使他成為一位離鄉(xiāng)背井的“流亡者”，并沒有深刻的怨恨或者仇恨，他說：“在布爾什維克一夜之間將它（家庭、財產(chǎn)）廢除時，也沒有感到任何惱怒?！彼踔?，對那些同樣處于流亡狀態(tài)，而對布爾什維克充滿怨恨的流亡貴族們，充滿了“蔑視”：“我徹頭徹尾地蔑視那些因為他們‘竊取’了自己的金錢和土地，而‘仇恨赤色分子’的流亡者們。在所有這些年里，我心中懷藏的對過去的思念是對失去了童年的一種極度復(fù)雜的感情，而不是對失去了鈔票的悲傷。”
如果上升一下高度，那就是，流亡在外的納博科夫，所“思念”的并非是物質(zhì)上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需求，如對失去的美好童年的懷念之情。
也許，正是因為此種感情的存在，在《說吧，記憶》一書中，就處處流露著納博科夫的故國之思，和懷鄉(xiāng)之情。
他認為：“失去祖國，對我來說就是失去我的愛?！碑?dāng)他回憶起兒時，曾經(jīng)爬伏過的一個窗口的時候，他說：“在所有的窗子中，在后來的年代里，炙烤著人的思鄉(xiāng)之情，使人渴望能夠從中向外看的，正是這扇玻璃窗。”
抵達美國后，他一度生活在猶他州，生活相對自由、富足，他可以自由地寫作，可以自由地游山玩水，從事他喜歡的捕蝶活動，但他并沒有醉心于異國的青山綠水間，反倒觸景生情，讓他愈加思念他的祖國，使他想念“亞伊拉山上纏結(jié)的青草，烏拉爾山脈中的一條峽谷，或者咸海地區(qū)的鹽堿灘”，為了滿足他的故國之思，懷鄉(xiāng)之情，他甚至想用假護照，假名字重歸故國。足見其對故國思念之深，懷想之切。
特別應(yīng)該指出的是，該書的寫法。雖然是一部“回憶錄”，但他的回憶，卻充滿了“迷幻”的意識，有著詩意的聯(lián)想，有著“超現(xiàn)實”的表現(xiàn)手法，他用無數(shù)的細節(jié)，將人物聯(lián)系在一起，使每一個人物都展現(xiàn)出一種超乎尋常的鮮活和生動；也有著近乎傳奇性的“事件”的穿插，例如，普希金與賴利耶夫的決斗，“十二月黨人”事件，以及納博科夫家人與安東·契訶夫的關(guān)系等等，等等。
而這一切，又都極大地增強了該書的可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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