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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爾吉:站在北大講臺上的康巴第一人

《甘孜日報》    2014年09月15日

  ■  記者 唐闖 文/圖
  走進北大并不容易,走上北大的講臺,傳道授業(yè)解惑更不容易,但薩爾吉做到了。薩爾吉祖籍德格,出生成長在康定。如今,他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副教授,從事梵文貝葉經(jīng)與佛教文獻研究。
  薩爾吉有一個夢想:他希望藏文化在北大有一席之地,他更希望能在北大開設與藏文化相關的課程,向更多的人傳授藏文化,讓更多的人了解藏文化。
  在薩爾吉看來,自己在登山,登一座永遠需要付出全力攀登方能前進一點的大山。
  一
  薩爾吉夢想的胚芽初始于大學時代,一次偶然的事件曾經(jīng)深深刺痛了他。
 1994年,薩爾吉走進中央民族大學,就讀宗教學專業(yè)。大一的時候,薩爾吉被分進了一個混合寢室,與其他系的幾名學生住在一起。中秋節(jié)這一天,大家拉著薩爾吉一起喝酒,薩爾吉婉拒了喝酒的邀請,并表示自己不會喝酒。對方對此感到疑惑,扔下一句話:“藏民族應該喝酒才對啊。”
  對方一句無心的話,卻讓薩爾吉一下子“清醒”過來:原來別人是以喝酒與否來認識藏民族的。此后,薩爾吉從更多的人那里了解到,不少人也是站在喝酒、打架的角度來看待藏民族的。
  這讓薩爾吉無言以對,他想辯駁些什么,卻找不到任何理由。因為就連他自己對本民族的文化和歷史也知之甚少,薩爾吉心中隱隱作痛,這種痛更多的是對自己的無知,對藏文化尚未真正被更多人了解而生的一種悲涼之感。
  薩爾吉不認同藏民族在很多人心目中喝酒、打架的身份認證,他意識到再也不能強化這個身份標簽了。薩爾吉開始在內(nèi)心追問:自己該以怎樣的方式讓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藏民族和藏文化。
  最初,薩爾吉考慮回到故鄉(xiāng),在文化傳承的事業(yè)上做一些實事。薩爾吉希望畢業(yè)后能到甘孜州的宗教局之類的單位上班。尚是大學生的薩爾吉認為,這些單位和自己的專業(yè)比較對口,自己回去了,將有機會努力做一些對民族文化的發(fā)掘與傳播有益的事情。
  為了在將來實現(xiàn)自己的抱負,在中央民族大學讀書期間,薩爾吉把業(yè)余時間也充分利用起來,刻苦攻讀各門專業(yè)課,每門功課他都努力爭當?shù)谝?,薩爾吉希望為將來打下堅實的底子。同時,他也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人們看到藏民族的另一面,他想讓更多的人通過自己,消除誤解。
  然而,在大學畢業(yè)那一年,薩爾吉既定的人生規(guī)劃卻發(fā)生了改變。1998年,薩爾吉看到了北京大學招收宗教學碩士研究生的招生簡章。這份簡單的招生簡章勾起了薩爾吉對往事的回憶,已準備回到家鄉(xiāng)的薩爾吉開始猶豫了:繼續(xù)攻讀,還是立刻回到家鄉(xiāng),參加工作?
  
  時間回到1994年,在康定中學的一次高考動員會上,薩爾吉第一次從老師口中知道了北京大學。對十多歲的薩爾吉而言,盡管自己的學習成績很優(yōu)秀,透過老師的描述,他卻發(fā)現(xiàn),北京大學是遙遠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及。
  在父親的建議下,在高考志愿表上,薩爾吉填上了中央民族大學。最終,薩爾吉以甘孜州文科狀元的成績被中央民族大學錄取。就讀中央民族大學期間,中央民大與北大相隔不遠,但在北京讀書的那些年,薩爾吉始終沒有去過北大。薩爾吉告訴記者,在他心目中北大是一個精神高地,不是輕易可以踏足的。
  1998年,一條可以通往北大的路就擺在薩爾吉面前,對薩爾吉而言,盡管自己不一定能夠考上,但走進北大的愿望卻因此被點燃了。就在自己猶豫不決的時候,薩爾吉想到了父親。
  在薩爾吉的人生道路上,父親扎西次仁一直影響著自己。扎西次仁于1959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學預科班,14歲正式就讀中央民族大學。1966年,扎西次仁響應國家號召,回到甘孜州。
  父親曾告訴薩爾吉:“如果沒有解放,也就沒有機會讀書,是黨培養(yǎng)了自己。”在薩爾吉成長的道路上,父親一直是個引路人,很小的時候,父親給自己買書從來不遺余力,從世界名著到科幻雜志,凡是自己喜歡的,父親都全力滿足。
  為了培養(yǎng)薩爾吉的意志力,父親經(jīng)常帶薩爾吉爬山,不走那些大道和好路,專門挑選最難走的山路,艱難的爬向山頂。薩爾吉說,他和父親幾乎走完了康定所有的山。每次薩爾吉要懈怠的時候,總看見父親的身影走在最前面,他咬咬牙,加把勁又往上爬。
  在父親引導下,薩爾吉通過書本打開了自己的視野,練出了強健的體魄和頑強的意志。在薩爾吉一步一步走進大學,走到北京的征途上,父親一直鼓勵著薩爾吉。
  最初,對于父親當年的選擇,薩爾吉并不理解,他一度認為父親很“傻”,為什么不留在北京,而要選擇回到故鄉(xiāng),回到空闊蒼茫,似乎一無所有的高原上?當薩爾吉就讀中央民族大學之后,他開始漸漸理解了父親的人生選擇。
  就像爬山那樣,在那個年代,父親選擇了最難走的路。
  自己該選擇留下,還是回到故鄉(xiāng)?憑借自己的學歷,回到故鄉(xiāng)自然會很快進入一個好的單位,實現(xiàn)當初的人生設想;而選擇留下,意味著要接受新的挑戰(zhàn),而且結(jié)果是未知的,也許成功,也許名落孫山。
  這就像登山,走大路上山不費力,卻無法領略風景的奇絕之處,走一條艱難的小徑,雖疲憊艱險,卻能在艱辛中體會到精神上的富足。回鄉(xiāng)意味著什么,留下又意味著什么?在心靈的天平上,薩爾吉衡量著未來,往日隨父親登山的情景又歷歷在目。
  薩爾吉做出了與父親不同的選擇。
  經(jīng)過一番思索,薩爾吉意識到,時代變了,時代對人的要求也改變了,僅有一張本科大學文憑已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人要順應時代的發(fā)展。
  與父親一番商量后,經(jīng)過深思熟慮,最終,薩爾吉決定報考北大宗教學碩士研究生,去攀登另一座高山。他希望在父輩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一些,或許,將來在弘揚民族文化方面能做的事,也更多一些,更深入一些。
  1998年9月,薩爾吉收到了北大的錄取通知書,他成為當年唯一一位被錄取的北大宗教學碩士研究生。
  
  帶著美好的愿望,薩爾吉如愿走進了北大,卻在一時間失去了方向。碩士階段的學習與本科有很大的差別,學業(yè)要自理,不再有規(guī)劃好的課表和課程,而讀書、研究的課題及方向也主要靠自己獨立尋找和完成。
  面對大把大把的時間,薩爾吉有些茫然,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分配。在北大,薩爾吉第一次體驗到了什么叫做學問,什么叫自由、獨立。
  為了盡快走出迷茫,薩爾吉不但聽本系的專業(yè)課,也跑到別的系聽課,這些課或多或少與自己的專業(yè)有聯(lián)系。而聽課之余的時間,薩爾吉幾乎都泡在圖書館,他閱讀了大量專業(yè)方面的書籍,做了不少筆記。隨著學習的深入,結(jié)合自身的優(yōu)勢和特點,薩爾吉漸漸把學術研究的方向鎖定在藏傳佛教方面。
  碩士研究生即將畢業(yè)之際,薩爾吉以論文《從<菩提道燈論>看阿底峽的思想及其對西藏佛教的影響》給自己三年的努力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也逐漸展現(xiàn)在薩爾吉面前。
  通過三年的研究生學習生涯,薩爾吉深深感到,沒有扎實努力的精神、刻苦求真的追求以及深厚的學識、修養(yǎng),傳承民族文化、并將之發(fā)揚光大只是一句空談。三年的研究生學習也讓薩爾吉慢慢認識到了自己尚有許多不足之處:對藏傳佛教的典籍、經(jīng)文的理解還遠遠不夠,尤其是一些藏傳佛教的原典還尚未涉足;站在藏傳佛教研究的角度,自己的藏文水平還比較有限;而要真正認識、研究藏傳佛教,又無法繞過對梵文的研究和修習。
  薩爾吉順利從北大畢業(yè),可是自己急需提高的方面還不少,薩爾吉感到時間嚴重不夠用。當薩爾吉把目光放得更遠、更高的時候,他希望自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渴望能繼續(xù)攀登屹立在前方的一座座“高山”。
  事有湊巧,薩爾吉2001年7月研究生畢業(yè),10月,挪威奧斯陸高等研究中心與西藏大學開展交流學習活動,并面向全藏區(qū)發(fā)出邀請,經(jīng)奧斯陸大學文化研究系顏子伯教授推薦,薩爾吉以訪問學生的身份前往挪威。
  到了挪威,薩爾吉才得知,挪威一名富翁花巨資從阿富汗購得珍貴的早期佛教寫本,在征得這名富翁的同意后,從事梵文研究的顏教授發(fā)出邀請,希望集全世界梵文研究者的力量,共同研究。
  在挪威求學期間,薩爾吉不僅參與了阿富汗出土的早期佛教寫本的研究工作,并在奧斯陸高等研究中心聽受梵文課程。在挪威,薩爾吉認識了世界各地一流的學者,第一次接觸到了佛教原本。
  在挪威,薩爾吉圓了自己修習梵語的夢想。一年后,薩爾吉返回中國,繼續(xù)在北京大學攻讀宗教學博士學位。
  
  2003年,薩爾吉倍感藏文水平聽待提高,遂休學一年,前往四川省藏校學習藏文。此后,薩爾吉又前往德格麥宿宗沙地區(qū)的康謝佛學院進一步修習藏文。佛學院內(nèi)無電,沒有任何通信設備,通往外界的通道只是一條土路,但在這個偏僻的地方,薩爾吉卻找到了自己渴望的清靜。
  最初,薩爾吉提出與僧人同吃同住,佛學院的堪布并未同意,但每天,薩爾吉可以和僧人們一同在大殿上上課,一同修習。后來,堪布指派了一個來自拉薩與另一個來自康區(qū)的僧人同薩爾吉共同修習佛教因明學、中觀哲學。在兩位僧人的幫助下,通過相互交流,薩爾吉進步很快。
  一天,薩爾吉牙痛難忍,佛學院距離縣城上百公里,薩爾吉盤算了一下來回的時間,大概要一兩天。為了不耽擱學習時間,薩爾吉索性在佛學院附近找了個赤腳醫(yī)生,活生生看著自己的牙被拔掉。
  在佛學院修習期間,薩爾吉并沒有放下研究工作,在學習之余,他利用時間為即將寫作的博士論文構(gòu)建框架。2004年,薩爾吉回到北大,用兩年時間撰寫博士論文。最終,薩爾吉的博士畢業(yè)論文《大方等大集經(jīng)》之研究,順利完成。這項研究成果直接推動了2010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大方等大集經(jīng)》研究工作”的啟動。
  從2006年開始,薩爾吉頻頻與國內(nèi)外的佛教及梵語研究機構(gòu)合作,撰寫了一系列藏傳佛教方面的論文。這些論文都意在通過文獻學與哲學相結(jié)合的方式,重新看待和闡釋藏傳佛教,在中國藏傳佛教的研究范圍內(nèi),極少有學者以這樣的方式開展研究工作。
  薩爾吉無疑成為了一個開拓者。
  薩爾吉告訴記者,在挪威,西方人早就在做藏文文獻史的研究工作,他受到啟發(fā)和鼓勵,將這種研究方式與哲學研究和哲學思想結(jié)合起來。而其難點在于不容易把握文獻學與哲學的結(jié)合點。
  就在記者采訪薩爾吉的時候,薩爾吉也即將打點行裝,準備不日出發(fā),前往印度、尼泊爾等地考察,再一次開啟自己的藏傳佛教研究之旅。薩爾吉告訴記者,在他看來,學術研究只有對文化交流起到促進作用,才是正途。
  從初入大學婉拒喝酒到執(zhí)著于藏傳佛教的研究,為了實現(xiàn)傳承和推廣藏文化的夢想,薩爾吉通過自己的努力,站在了北大的講臺上,他身后那一片堅實的雪域高原,正等待著他挖掘出更多學術成果。
  在結(jié)束采訪的時候,應記者的要求,薩爾吉回望康定,回首他多少次打量過的土地,結(jié)合自己多年來走出康巴的感受,他不無感慨地說:“康巴人不把生活具體化,不被日常俗事牽絆,這是性格中的優(yōu)點;同時,康巴文化又有不思進取,散漫,比較隨意的一面。”
  薩爾吉說,唯有學會交流,試著改變,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運。薩爾吉如是說,多年來,他也以這樣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一萬年太長,只爭朝夕,薩爾吉說,自己會一直努力堅持走下去,直到有一天,自己再也無法站在講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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